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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智慧教育:一周书记:若何才能使艾柯……闭嘴?

admin 快讯 2020-05-01 4 0

 《帕佩撒旦阿莱佩: 流动社会纪事》,[意] 翁贝托·埃科著,李婧敬、 陈英译,上海译文出书社2019年1月版,568页,75.00元

意大利作家、历史学家和符号学家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1932——2016)的专栏文集有好几本已翻译为中文,从《带着鲑鱼去旅行》《密涅瓦火柴盒》《倒退的年月》到去年出书的这部《帕佩 撒旦 阿莱佩:流动社会纪事》(李婧敬、陈英译,上海译文出书社,2019年,下简称《纪事》)。最后这一部是他的遗作,收入2000年以后十五年间的文章,在他去世一周后在意大利出书。这几本文集可以看作是前后相继的姐妹篇,其中许多文章的主题是重复的,艾柯(我照样更习惯这个译名)的态度和许多看法也是重复的。就如他在这部《纪事》的“前言”所讲,“那些征象一直以令人担忧的规律性频频泛起,我也只好就这些不安的常态老调重弹。”这很容易明晰,作为一个断断续续也写了三十多年时评时论的人,我知道什么是“令人担忧的规律性频频泛起”,也知道为什么只能是“老调重弹”。

说到“老调”,艾柯真是活到老、考察与思索到老,文章也写到老,很令人信服。越到晚年,艾柯对现实的看法就越消极,这从他的几本文集中就可以看出来。在《纪事》中他说政治家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没弄清“流动的社会”的征象及其威力,鲍曼要人们正视危急的呼吁仍然只是“田野里的呐喊”。从这部文集的书名“帕佩撒旦阿莱佩”也可以看出某种消极与无奈,艾柯在“前言”注释说这个问题出自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七歌,出自冥神普鲁托之口,没有确切的寄义,却令人联想起种种稀奇古怪的事物。与副标题“流动社会纪事”相配合,在一个流动的、失去任何坚硬器械作为支持的社会中,一切都是那样的稀奇古怪,也就是我们说的妖孽丛生。

收入《纪事》的文章分为“倒退的年月”、“老年人与青年人”、“上网”、“论手机”、“论阴谋”、“论民众媒体”、“纳粹主义的种种形态”、“论愤恨与殒命”等十几个主题,有些文章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需要对特定的历史背景有领会才气读懂,如叙述意大利现实政治中的种种势力、利益诉求和舆论倾向,或者某些详细事宜中的舆情等等。但也有许多他谈论的政治征象、文化征象是有普遍性的,因而他的“老调重弹”我们听起来也不会生疏,就如他自己在“前言”中说的,“其中的某些文章,我自以为照样值得再回头看看的。”应该看到的是,在关于手机控、网络控、自爆隐私与成名欲、选秀节目、喧嚣轻浮以及念书的兴趣等这些容易被讲述的话题之外,艾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头脑性与批判性首先不是指向这些,而是指向他所叙述的意大利政治的内斗,指向“政治”的欺骗性,以及作为公民应该负起的公共责任。

艾柯从上世纪六十年月就最先写专栏文章,他说:“我对任何事已失去了没有意见的自由”。这才是真正的意见分子—— 连不揭晓意见的自由也没有了,那意思也可以看作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的写作量惊人,仅以其《密涅瓦火柴盒》所收的文章为例,从1985年3月最先在《快报》周刊每周一篇,一直坚持写了十几年。写了几十年,自己并不开心,他在《密涅瓦火柴盒》(李婧译,上海译文出书社,2009年)的前言里说过,“我不谈让自己喜悦的器械,却总是对那些令我不开心的事情写下自己的想法”,听起来有点像自我讥讽,但确是真相。在很多人看来这可是太有问题了,你一个在国际上那么有影响的作家,写的基本上都是自己国家的事情,怎么能只写“不开心的事情”呢?这不是添乱吗?他甚至还说知识分子的义务就是制造危急,指出“知识分子唯有在知道若何‘……唱反调’时,他才是真正的批判者而非宣传专家。接纳介入态度的知识分子有义务稀奇将他介入的事务置入危急。”(《倒退的年月》,翁德明译,漓江出书社,2012年,76页)这也难怪,由于艾柯对于政治的个性有自己的判断:“政治自己就是一种靠说谎生计职业,说谎是政客的义务;相反,若是他们把自己的所想所为都一五一十地告诉所有人,那他们早就被开除出局了”(《密涅瓦火柴盒》,189页)。因此,他的公共写作就是为了抵制和反抗这种政治,他呼吁全体公民介入2011年的大选,“‘我们要把即将举行的大选,视为道德的全民公投,任何一个尽责的公民都不应回避。’有许多人将把这项呼吁看成平息知己不安、勇敢担起责任的呼吁。由于:‘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孤岛。’……别问丧钟为谁敲响:那是为你而响。”(《倒退的年月》,129页)是的,丧钟为所有逃避政治的人而鸣响。

《论恨与爱》谈为什么要制造敌人、怂恿愤恨,看起来也是“老调重弹”,但他说“至少于我而言,具有新意”。他指出“恨”是一种群体行为,“且对于独裁政权而言,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行为。正因云云,法西斯学校要求我从小就憎恨阿尔比恩的后裔;马里奥·阿佩留斯每天晚上都在广播里朗读他的《天主诅咒英国人》。独裁政治、民粹主义以及某些宗教激进派多数承袭这一理念: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于敌人的憎恨能够将民众牢牢团结在一起,令其心中燃起配合的仇焰。若是说爱能够让我针对少数人心生暖意,那么恨不仅能让我一个人激情汹涌,还能引发所有心怀同样憎恨的人,且这种情绪针对的是成百上千上万人,可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可能是其他肤色、其他语言的人种。……贝卢斯科尼憎恨所有的法官,同时也要求我们这样做;此外,他还敌视所有共产党人士,纵然他们有些人早已不在了,也要塑造出几个典型用来憎恨。”(《纪事》,292—293页)原理已经讲得很清晰,然则他遗忘弥补的是,现在怂恿愤恨的载体主要不是广播,而是网络、手机、朋友圈,可能是由于他对手机着实不喜欢,总是关机。

愤恨与阴谋论似乎是天生的一对。艾柯突出地强调了愤恨中的“阴谋论症候”:“所有独裁者为了自己做决准时能获得人民的赞成,便会指控某个国家、群体、种族或隐秘社团正在酝酿阴谋、贪图推翻独裁者所向导的国家。所有形式的民粹主义,包罗现代的民粹主义,为了取得人民的信托,总会指控来自外洋或海内的某个阴谋整体。”(《倒退的年月》,56页)在这个天下上,不能说没有阴谋,更不能以是非划线来区分阴谋的存在与否,问题是“阴谋论症候”简直更容易发生在某些群体与体制之中。以为有阴谋,愤恨自然拉起来,因此“阴谋论症候”总是阴魂不散。

从怂恿愤恨到压制言论,这是《我的臭嘴,请别语言!》要讨论的问题。艾柯从“一些令人不安的事宜”切入:法国一位中学老师撰写了一些涉及某宗教的文章,导致面临性命之忧;柏林的一家剧院将莫扎特的《伊多梅纽》从节目单上撤了下来,由于那部歌剧中展现了耶稣、佛祖等被砍下的头颅。艾柯指出:“我们面临的是关于语言的恐惧。这些禁忌不能完全归咎于……激进分子(他们从不针对‘发怒’开顽笑),而是政治准确原则造成的结果。只管其初衷是为了尊重所有人,但实际上却剥夺了人们(至少是美国人民)讲笑话的权力。不仅不能讲关于犹太人、……和残疾人的笑话,甚至不能玩笑苏格兰人、热那亚人、比利时人、宪兵、消防员、门路清洁工和爱斯基摩人……。”(324—325页)“我们面临的是关于语言的恐惧”,讲得很准确,然则归因于“政治准确原则”,生怕只是由于艾柯的西方语境。制造“语言的恐惧”,固然另有远比要求“政治准确”更庞大的缘故原由和更严酷的结果。接下来艾柯讲了一件自己的实例,异常有意义。他在关于文本剖析的教学中随手引用了一篇文章中的一段粗话,其中涉及一个神灵的名字,下课后一位学生有礼貌地指斥艾柯没有尊重他的宗教。艾柯坦然回覆说我只是援引了他人的一句脏话,但无论若何照样要示意歉意。第二天艾柯在课堂上讥讽了基督教万神庙中的主要神灵,所有人都哄堂大笑,其中也包罗那位学生。下课后艾柯问他为何纰谬“我”的宗教示意应有的敬意,然后告诉他用神的名字开顽笑并不等同于唾骂神灵,并劝他应该在宗教上表现出更大的包容性。这位学生致歉了,并示意明晰了艾柯的用意。文章最后说,“诚然,不是所有的教学关系都能像我与那名学生之间一样平和而友善。因此,在其他情形下,最好照样闭口不言。然而,在一个人人都畏惧肇事的文化里,也许连学者都不敢容易提及某位阿拉伯哲学家(我仅是随意举例)了吧?这将所谓的除忆诅咒,即通过缄默删除那些原本值得尊敬的外来文化。这对增进差别民族之间的相互领会和明晰是没有利益的。”(325—326页)发生在艾柯课堂上的这一幕,师生之间的平和、友善、理性的头脑交流,真令人感慨不已。而谁人“除忆诅咒”,删除的又岂止“原本值得尊敬的外来文化”而已。

艾柯对媒体和民粹主义都深有研究,因此这两个主题经常泛起在他的文章中。当他把这两个主题联络在一起的时刻,就有了《关于“媒体民粹主义”专制》。他看到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在电视节目上宣称意大利不会介入伊拉克事宜,他马上质疑:“为什么我们的总理要在电视节目中,而不是在议会上宣布一件这么严肃的事情,岂非他不需要询问人人的意见,征得人人的赞成?我注释说,贝卢斯科尼正在确立一种‘媒体民粹主义’专制,在这种制度下,国家元首可以通过民众媒体直接与人民举行交流,这样可以排挤议会。”(465页)过几天,老贝的话受到小布什和布莱尔的严肃遣责,他就说他从来都没说过要从伊拉克撒军。可以言而无信、前后矛盾,艾柯说这就是“媒体民粹主义”的利益。至于那些追随民众媒体的人,“他们的优点就是第二天就会遗忘你前一天说过的话”,另一方面,“电视上只会播放贝卢斯科尼喜欢的新闻,这正好说明晰‘媒体民粹主义’专制的实质。”(466页)

在自媒体喧嚣的时代,艾柯知道通过网络刷存在感是怎么回事。《我“推”,故我在》说:“推特网就好比村镇里的运动主题酒吧,语言的既有村里的傻子,也有自以为被税务机关迫害的小业主;既有没能在着名大学拿到对照解剖学讲席、只好当市镇医生的失意者,也有喝得醉醺醺的路人;既有津津乐道于环形路边搔首弄姿的站街女的卡车司机,也有时不时冒出两句睿智之语的主顾。然而,所有的言论都从那里最先,也在那里竣事,酒吧里的闲聊从来都无法改变国际政治局势。”因此,“只有法西斯政府才会忧郁酒吧言论蛊惑人心,因此克制民众在酒吧里妄议政府。事实上,所谓的民心所向不过是大选时代的统计数据。人们在投票时所思虑的一切都是基于他人的宣言,至于自己先前在酒吧里揭晓的看法,早就抛到脑后了。” (33页)也就是说,没什么不得了的事情,让民众“推”,天不会塌下来。

在这次疫情眼前,西方众多大牌头脑家的“门诊”看起来多有令人失望者,有些是最先有点心不在焉,以为随便说几句就可以知足民众,厥后才变得认真一点,说到一些问题。艾柯在几年前去世了,若是他活到今天,看着被疫情封锁着的意大利,我不知道他会写什么和怎么写。从“流动性社会”这个观点中的形而下涵义来看,疫情、封城,昔日流动的一切——车流、人流、物流——都住手了。“呆在家里”看起来成了最合逻辑的应对措施和最高律令,个体身体的“流动性”似乎成了比“盲流”——我们所熟悉的这个观点在1952年政务院颁布的文件中泛起,指农村劳动力“盲目地向都市流动着”——更恐怖的事情。从择地就业到区域移民,人们曾经顺应流动、投身流动,在流动中确立自己的生计之道。现在突然暂停,人们要顺应住手,要在住手中解决自己的生计之道。于是泛起了全球性的流动与静止的博弈,背后是体制、文化、价值观在支持和博弈。在流动与静止的博弈之上,是对这个全球化发展趋势的考察与预言:彻底的倒退?或者只是前进中的暂停与调整? “流动的现代性”这个鲍曼提出的观点意味着试图以秩序统领天下的远大叙事泛起了危急,那么当疫情肆虐全球的时刻,强制性的秩序看起来有可能重新统领着天下,个体性、差异性和自由权力有可能被抹去,社会凝固为管制与被管制的状态,在停摆中“在世”成了压倒一切的口号,艾柯会感应有什么问题吗?他又会若作甚一个停摆的天下开出药方?

从他以往的文章中,或许可以知道对于某些与疫情防控有关的舆论热门,他的回覆可能是什么。好比关于网络、查禁和祛除影象,他曾经这样问道:“倘若网络存在,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是否另有可能?我不能一定。所有人将立刻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虽然勉力过滤网民可能看到的器械,信息照样获得双向的流传”;他马上又弥补说,“我们也不要以为,这个天下上查禁和专制已然消逝。远非云云”。关于祛除影象,他从古罗马人的“除忆诅咒”谈起,古罗马元老院可以通过投票表决,以判处某人在死后处于默默无闻和遗忘之中,也就是祛除影象。然则他说这在今天的网络时代变得很难题,“消逝者不可能消逝良久”。(让—菲利蒲·德·托纳克编《别想脱节书》,吴雅凌译,广西师大出书社,2010年, 200—202页)。又好比,我们在视频上看到疫情封城中的意大利人在阳台上高歌、演奏,对此艾柯可能会建议还应该高声朗读,由于他喜欢朗读友人的书信。另有就是,艾柯一定也会看到某些倒退的征象,会联系到他曾经在《倒退的年月》前言中枚举的那几种历史倒退的征象:欧洲舆图的复旧、传统战争的卷土重来,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反犹势力、法西斯党、“黄祸”论、基督教民主等重新复燃,他对这些征象充满了不安和愤慨。

无论他会写什么、怎么写,可以一定的是面临疫情他不会缄默不语。

不管艾柯写什么,在他的读者中也许不会有太多人想要他闭嘴。谁人意大利的“川普”也真不靠谱,艾柯在文章中时时不忘讥讽、取笑他的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但没有人说要艾柯他闭嘴,老贝更是想都不敢想。然则,这个天下上想要知识分子闭嘴的人照样有的。《纪事》中有一篇文章的问题就叫《闭嘴,臭知识分子!》,异常准确和传神地转达了那些愤恨知识分子的人的气忿。文章说,一个自由评论员揭晓言论指斥了某党派之后,几个“搞政治的人物”马上回应,以为这些指斥出自脱离现实的知识分子,是没什么用的,意思是要这些臭知识分子保持缄默。艾柯联系到法国德雷福斯事宜中的知识分子,那时每一个被克莱蒙梭称为“知识分子”的人,都市让人往坏的方面想。他说,这些要知识分子闭嘴的人自己也是知识分子。(《纪事》,270页)由此也可以想到,或许正是这几个“搞政治的人物”会想过,若何才气使艾柯和像艾柯这样的作家文人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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